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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發布時間:2019-11-16
 

導語:當我們談論歷史上的中日關系時,必然需要考慮到宏觀的歷史階段背景,以及其中的對外關系的政策原則。從漢至唐,可以說羈縻政策始終居于高屋建瓴的指導位置,而不是同和親、戰爭等處于同一位置上的政策。這是指導中國同周邊亞洲國家的綱領性政策,同時也為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外交動向提供了一個考察標準。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東亞文化圈又稱漢字文化圈

1.東亞文化圈的定義和范圍

我們談論的東亞漢文化圈于過去亦稱為“漢文化圈”或“中國文化圈”,時至今日,其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時空范圍上仍然是一個眾多學者專家觀點不一的論題,遑論外交制度,但這里以眾多學者認同的觀點看來,還是會去分主次之流的。

首先我要糾正“中國文化圈”這個名稱,為體現各民族文化平等和文化多樣性,出于文化共性和文化特性的特點,這里將中國文化群改稱為東亞文化圈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時至今日,東亞文化圈也在地理范圍上發生著變化,高明士、亓鑫銘等人的觀點殊途同歸,最終指向以蒙古等北亞國家以及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各國正在走上東亞文化圈的舞臺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東亞的地形

古代中國歷來同周邊民族保持著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這大概可分成強硬控制和軟控制 ,但無論怎樣,這些手段皆為一個中心服務——逾越一國,天下一家的君臣關系,以強化中國王朝的中央集權。不消說,這是中國王權的向外延伸的體現,同時這種方式無疑讓中國皇帝登上了更高的權力階梯,然而這個漫長復雜的歷程中,羈縻政策作為一個處理中外關系的原則始終占據主要位置,它是凌駕于冊封、和親、征戰等對外手段上的指導原則和目的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古代中國處理周邊關系實際上是五服制度的延伸

2.處理東亞文化圈內部關系的原則——羈縻

“羈縻”的由來

《史記索隱》解釋道:“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對于尚未被改造的部族,以及所謂的夷狄,一方面要嚴“夷夏之防”——這也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體現——將他們同漢族區隔開來,實行不同的制度,以防止他們在文化制度上破壞中國的尊卑等級秩序,以及在經濟層面上游牧漁獵生產方式對農耕社會的沖擊,另一方面,則要予以懷柔,令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禮讓”這就是所謂的羈縻政策

3.羈縻政策的三種形式及發展:從冊封體制論到朝貢制度再到羈縻州府制


羈縻指導原則是漢代統治者所信服和開始施行的,冊封體制論是由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的,其頗有見解地批判了東亞各國不存在結構關系的見解,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具有內在聯系性的東亞世界。其冊封體制論主要是對近現代盛行的“脫亞入歐”說的反對和批判,從根本上建構起了古代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

古代以中國為中心,對周邊蕃域大國和較大部落首領進行冊封王侯的活動。這是一種體現中國大國地位最經濟的方式,這些管制在實際上是虛銜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種軍事聯盟 ,因這些國家部落一旦受封便受到中國翼護,這同時也是中國天下一家觀念的體現,但同時臣屬國也要承擔一定的義務,幫助中國出兵討伐敵國,當然手冊封的國家需定期向中國朝貢。

正所謂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朝貢制和冊封制正是“來”“往”的體現。朝貢制度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是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觀念為基礎的,內制的外制化,為的是在東亞建立“貢封秩序”下的中心-外圍權力結構模式,維護以中國為中心且以中國構筑的東亞國際秩序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朝貢貿易

朝貢體制既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間表示政治臣屬關系的形式,又是兩國官方貿易的形式即通過兩國朝廷間的朝貢與回贈,交換兩國的特產和物品,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周邊國家的稱臣納貢,就經濟貿易上來說,是平等的互利關系,有時候礙于天朝面子,給的多于納入的部分,“朝貢者悉依品級給賜赍,雖加厚不為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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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系

朝貢體制的快速發展時期是在隋朝,裴矩和溫彥博提出“大義名分論”后。用基于中華意識的大義名分論來指導和處理國際關系,實際上固定了冊封-朝貢的基本羈縻模式。

按照《周禮·秋官·大行人》的記載可以查及外邦向中國的朝貢時間是與地理距離有一定關系的,這樣就有蕃域和絕域之分,據《唐會要》卷一百《雜錄》中記有入蕃范圍,對于不臣的絕域而言,中國還是歡迎他們入朝通政的,從冊封他們王爵稱號,最典型的是日本,出土九州福岡市的“漢委奴國王印”,便是證明。

那入蕃地域中未受冊封的國家和部落是否可以主動朝貢繼而受封呢?我認為是沒有的,所謂朝貢,是君臣關系的體現,對未受冊封的國家或部落來說,這是沒要的,也是不被中國等級尊卑體制認同的,而且朝貢的番邦皆為地域內較強勢的,如未出冊封的地區小邦主動朝貢,便是在地位上同大邦對等,這是一種僭越的體現,進而會惹戰亂之災。冊封-朝貢模式是中國封建王朝發明的,操控權和主動權當然在中國的手中,周邊國家是否愿意接受朝貢與冊封,決定權不在中國,而在朝貢國一方,大部分時候他們是主動融入朝貢-冊封體系之內的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唐代的邊疆設置了大量的羈縻府州

自漢武帝后,隨著帝國的擴張,冊封的國家和部落需要管理和監控,羈縻州府隨即建立。唐代都護府和都督府的廣泛建立,是對松散的漢隋羈縻關系未成體制的發展,是羈縻政策的完善和發展,關于這一論斷的提出,最早的是日本學者堀敏一先生針對“冊封體制論”的補充,由于冊封體制論是以單一的從屬關系來規定華夷關系,較為片面和僵化。實際上,堀敏一的論斷是將冊封論融入自身的論斷之中,將冊封手段化,并將朝貢、和親、征戰等對外手段并列看待,但他卻沒有將羈縻政策作為這些手段的指導原則加以闡述,羈縻原則是高屋建瓴的。

從以上的闡述中,羈縻體制的發展特點可以概括為:

1、這是一個內制不斷應用于外制,同時又是外臣不斷內臣化的過稱,帶有雙向性。

2、羈縻體制是帶有雙刃劍性質的,尤其是在帝國弱勢時,羈縻制作用大大削弱,那么皇帝的征戰便有三個原則必須堅持:戰必義、戰必勝、戰必慎。

3、羈縻體制的進化過程是東亞國際封建化的過程同步的。

4、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羈縻制度鞏固了儒家正統地位,同時由于羈縻州的廣泛建立和羈縻制的穩定完善,為處于統治地位的中國文化保證了持久先進性。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西漢地圖

4.羈縻政策發展因素在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

漢唐時期的中國在強勢時期沒有一刻不在“擴張”,無論是體現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

政治上的羈縻州府制度,文化上佛、儒、字、律傳播和灌輸正是體現,目的正是兩個字——“認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此過程中,更受重視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這也就是中國古代沒有出現西方式的奴隸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從霸道至王道,中國古代社會國家體制走過了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表現在外交體制上,即是不斷以中國文化為標準的過程,在多民族的國度里,保持文化和文化體制的正統性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在這個絕對標準下,并非以血統為準,而是強調一種文化的歸屬來決定周邊民族的性質。

為了不受不符合禮制習俗影響,封建王朝的統治階層為了強化王權,需要加強對人們思想的控制。作為一個在道德上的領導者和示范者,中國需要在自身的文化上保持正統性,以至于出現了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等,這不僅對自身統治國內有積極效果,也深深影響了對外關系,成為對外君臣關系的一個核心制度,外臣的內臣化傾向更是受此影響逐步建立起來的

漢唐雄風:羈縻政策在漢唐的體現和發展

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千年

出于向外推廣的需要,處于統治地位的中國文化其先進性必須隨時代的發展不斷體現,而羈縻制度恰恰是維持這種狀態的最佳選擇,這也是作為封建社會的中國封建王朝最拿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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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韓昇: 《東亞世界形成史論》

2.堀敏一著,韓昇譯:《隋唐帝國與東亞》

3.高明士:《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政治法制篇》

4.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

5.韓昇:《中古中國——東亞世界的內在交流》

6.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

7.韓昇:《遣唐使和學問僧》

8.【日】西嶋定生:《<東亞漢文化世界的日本史>——<歷史公論>》

本文由江南蓑翁團隊創作,版權歸江南蓑翁團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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